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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理，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，它无形体、无方所、无情意、无造作，是超越的存在，但并不是实有一物，它无非是一个道理而已。

从先秦以来，就有道、理、气、阴阳、太极等基本范畴，但是还没有一一结合，更没有形成互相对应、互相连接的范畴系统。而王夫之的范畴论，不仅标志着理学范畴系统的最后完成，而且标志着这个系统的终结。

与理气直接联系的道器、太极阴阳、理一分殊等范畴，都是理气在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的表现或运用。神化是说明自然界变化及其根源的重要范畴，似乎带有直观的神秘性，但这对范畴不管和理联系还是和气联系，都证明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根源在自然界本身之中，而不在自然界之外，并从中发展出气化、形化等范畴，成为具体解释万物生成变化的重要概念。关于理一分殊，又同一本和万殊有直接联系，但由于对本是什么有不同解释，理一也就具有不同含义。这是理学范畴系统的基础、前提和出发点。理学辩证思维的特征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表现。

这样，太极和阴阳便在理气关系的基础上，以多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这个系统就其基本特征而言，是人和自然界，包括主体同客体的关系问题，但就其逻辑进程而言，必须从宇宙论开始。究明神而未昧，知至化而无穷。

它之能够鼓动万物，使之发生变化，因为它是对立的统一。关于这一点，王夫之特别提出变化日新的观点，论证自然界和人类自身都是处在日生日新的过程中。[34] 这个解释与张载不同。这说明，变化之理虽不变，但只有在变化中才能存在，而不是相反。

神具有生化万物的作用但必待气而有，无气则无神，亦无生，既不能以神代替气，更不能以神为气之上的本体存在，神者生之灵，皆气所固有者也，无气则神何从而生？神必待形气而有，如母能生子，子能为母主耳。气行则理亦行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。

神和诚相联系，而化和变相联系。这一点同周敦颐很相近。[2] 但他还没有提出神化问题。他说：惟神也感而遂通，惟化也变在其中。

[75]《正蒙注·太和篇》。有些学者认为朱熹和程颐是一派，而与程颢处处不合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。说鬼神是阴阳之气，还没有说出它的特点，其实，它就是阴阳之屈伸消长。有聚气，有游气，游聚合，物以之而化，化则育，育则大，大则久，久则衰，衰则散，散则灭，而游聚之本未尝息焉。

其动静无端，莫之为而为者，神也。化者神之迹，殊涂百虑之变动也。

气块然太虚，升降飞扬，未尝止息。通幽洞微，极万物盛衰之变。

他把自然界看作是不断循环而又不断生成的过程，这是自然界变化的永恒规律。因此，神和太极是理和气、作用和本体的关系，这同他的理气体用说是完全一致的。神既是客观本体，又是主体精神，所谓人能包天，实际上是指主体精神与客观本体的合一，所以又说，圣人之神化，上与天地同流者也。[26]《易说·系辞》，《经说》卷一。[50] 神作为阴阳、屈伸、往来、上下等对立的统一，周行于事物之间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通，统一中的对立物互相作用互相消长，便生变化，两便即是这个消长，又是化，又是推行之意。日月，阴阳之精气耳，唯其顺天之道，往来盈缩，故能久照而不已。

钩深致远，明二仪生育之功。它的矛盾，已为朱熹后学曹端所指出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程颐提出变化之道常久不已的命题，认为一切都在变化，只有变化之道是不变的。他所谓至无至动，至近至神[65]，就是以心为神。

[3] 这里，诚被说成寂然不动之体，神被说成感而逆通之妙，几则是从无到有的微妙变化。今岁之寒暑，非用夕岁之气也。

这是对二程变化观的发展。[47] 可见，神作为形而上的本体，是贯天人通内外的。诚虽然以静为体，但并不是不动，它有感应作用，有感应便能通，其感应的神妙之处便是神。[81]《无妄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二。

但朱熹之所以只提化消而变长，在于强调新事物的产生。这已经涉及宇观和微观的问题了。

事实上张载关于神的说法，确有背离其气本体论的倾向。[83]《系辞下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六。

程颢说：冬寒夏暑，阴阳也。[48] 这里神化相连而言，它不再是本体，而是气化作用，诚是存主处，发用处是神[49]。

[70] 王廷相论造化，还没有摆脱生成论，但他以气为实体，以神为作用的思想是明确的。就其对立变化而言，便是本体的发动、作用，故谓之化。戴震很重视对事物进行分类研究，强调其质的稳定性，这很可能是从古代朴素辩证法向近代机械论转变的开端。在程朱后学中，元朝的许衡比较重视阴阳消长及变化问题，由于他对天文学有一定接触，提出过一些有积极内容的思想。

从客观上说，天道至诚无息，推动自然界的无穷变化。理气等范畴只有和神化结合起来，才能说明自然界的存在及其发展。

这是对儒家《易传》为代表的阳刚奋进思想的一个发展，也是对朴素辩证法的精彩表述。[80]所以变者即变化之理，由于规律具有稳定性，不随具体事物而变化，故谓之常，但它又是事物之所以变化者。

[6] 一方面自然界的无穷变化，根源于神。不过陈献章一方面以心为神，另一方面又主张物我一体，吾心之神即万物之神，他所谓去耳目支离之用，全虚圆不测之神[66]，既是提倡主体原则，同时又表现了他对自然的某种追求。